最近在集中回顾一些全世界各地的本土文学，顺便回顾了莫言的作品《蛙》。
犹记起几年前读完《蛙》，理智上觉得这是一本优秀的小说，虽然难逃魔幻现实主义的窠臼，但人物形象和情节非常有独创性，尤其是姑姑在洼地被青蛙纠缠的部分，当时印象十分深刻。但我总感觉芒刺在背，姑姑年轻时当妇产科医生，配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害死了很多妇女，最后只是轻轻落在个人忏悔的终点，是不是少了些什么。
作为土生土长的老中，即便是在海外生活多年，母语文化中的政治压抑还是深深影响着我。当时我对莫言的期待便带着这种政治压抑，我希望看到一些具体的批判政府内容，尤其是过去三年，政府的荒谬政策导致的灾难频频发生，让这种期待变得过于偏激。于是我天然地不信任中国出版的作品，必须从字里行间确信这位作者最起码得有对当前政府的批判性，将政治置于一切之上，近乎失去理智的程度。也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基本告别了简体中文所生产的一切文化产品。
最近重读波拉尼奥，再次想起那段心态失衡的时光。我想波拉尼奥写作时，似乎也有类似的体验，他写的一切都是政治性的，但又不只停留于批判皮诺切特。他不信任右翼，亦不信任左翼，甚至不信任文学。他写的全都是智利政变后的一代人，有的失踪，有的流浪，有理想主义者，亦有杀人犯。这样的创作自由是任何中国作者不具有的，中文世界已经没有香港和台湾能像五六十年代那般贡献出活力，自由和影响力。失去自由，接着就会失去才华。
然而莫言不属于此列。虽然说到目前为止，我还是对《蛙》这部作品有些许微词，比如文革的部分写得过于潦草，十年的残酷环境对姑姑这个人物的影响似乎可以多些笔墨。不过这只是我政治压抑的偏见，波拉尼奥也没有正面写政变和政治迫害，我还是能从他创造的人物身上读出来时代的印记。更何况，所有的写作广义来讲都是政治性的，展现权力结构的。当我跳出过于老中的视角，再去读《蛙》的时候，意识到即便是在创作自由的环境，这部作品依旧会是这么写的。It has to be it.
《蛙》的主角是姑姑，一位产科医生，曾经帮很多妇女接生，后来相应计划生育政策，强制堕胎和接扎，害死了很多妇女。《蛙》的讲述者是“我”，前半本书里“我”基本是个旁观者视角，不参与剧情。到了文末，“我”和小狮子想要后代，找代孕公司生了个孩子，在讲述者的掩饰下变成小狮子老年得子的奇迹，不惜笔墨描写怀孕生产过程的细节，结尾是喜得贵子的“大团圆”。
当时读得很快，我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姑姑这个人物上。后来细琢磨才发现，讲述者才是后半本隐形的主角。我一直认为无论在任何境况下都是有选择的，被逼着杀人的纳粹士兵都可以选择逃跑甚至自杀，人的主动性在任何道德困境中都是存在的。姑姑是有选择的，她可以不去强迫妇女堕胎，消极怠工，经过往后漫长的忏悔岁月，她意识到了这一点。“我”更加是有选择的，在知晓了代孕公司如何对待无助的年轻女人后，“我”可以选择不去代孕。然而“我”还是无法战胜繁殖的欲望，无法将个体的存在价值跟繁殖剥离开来，选择代孕。“我”当然是有道德感的，所以“我”才会将这个故事包装成超高龄产妇得子的奇迹，写信给友人。
我马上意识到自己的无知，直到此处才发现，莫言对“我”的批判才是最深刻的。直到今日，繁殖似乎是中国社会唯一重要的事情，比如姓氏具备了法理意义之外的传宗接代属性，比如异性恋关系必须以繁殖为前提，比如性别男后代对一个人的精神振奋和性别女后代对一个人的打击，比如人的存在跟繁殖紧紧捆绑，超越了生物本能的范畴。将父权加极权社会的大时代浓缩在繁殖这件事上，写了女性身体和生命被迫害，最后小狮子也成为帮凶，“我”甚至更虚伪地将代孕包装得巧言令色美轮美奂，来逃避道德的审判—这不就是文革知识分子以及后来大批知识分子的所作所为么？至今我还没读过一本中文原文的作品能将所谓的chinessness挖掘到这个地步。
原来莫言同样认为人在任何道德困境下都有选择权，我所期待的政治批判跟他对人性的深刻批判在文学价值上有巨大的鸿沟，一个才华横溢的作家必然选择后一种。很多中国作家选取的素材和人物都旨在控诉时代和权力的压迫，竭尽所能展现苦难。诚然苦难是需要记录和书写的，然而太阳下面无新鲜事，作者以为存在只独属于某地的苦难，于是将光怪陆离的人和事写进小说，以此满足猎奇的口味，后来发现原来类似的故事可以发生在各个角落。不仅如此，很多时候，作者创造出来的人物充满了被凝视的色彩：读者和作者被他们的苦难吸引，却不够了解他们的复杂。加上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强烈影响，乡土文学至今都喜欢所谓的“魔幻”元素，毫无节制地随处使用。有意思的是，《蛙》最吸引我的情节还是魔幻的笔法，莫言在此基础上融入了蛙这个符号象征娃，是非常独创性的写法。除却技法和本土色彩，乡土文学只有探讨复杂的人性才具有普世性，莫言在这个标准下是非常符合国际主流文学口味的。
前文提到的信任，其实是读者和作者之间自然的连接。当我打开一本书时，我信任作者的创作是真诚的，有最基本的共情和人性，在此之上我才能阅读和欣赏。现代文学或者后现代文学很多不可靠讲述者的技法，依旧没有脱离这个范围。如果无法信任一位创作者的真诚，并全情投入到这部作品中，到最后便是别扭的，有时甚至如鲠在喉。至于真诚以及共情和人性，到底是对创作者人格的修饰词，还是对创作者创作那一刻心境的概括，我选择后者。正如人类总是有可鄙和高尚的一面，即便是魔鬼也有真诚的一刻。我信任这人性光辉的一刻。
最近我受政治性压抑的影响比较小，算是重拾对中国创作者的信任。但这个信任依旧是谨慎的，吝啬的，不敢随意分发的。不过我的文学观又被波拉尼奥推倒重建了一番，不再认为文学是一种高于现实的solution，而是荒谬现实的metaphor。假设中国文学界充斥着《美洲纳粹文学》中的人物，像胡锡进一般，他们也将是时代和地域的一部分。
Nomadland 